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號暢安,北京人,祖籍福建福州。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收藏家。他常被人們稱為“京城第一大玩家”,可他卻玩出了一門“世紀絕學”,涉及書畫、雕塑、烹飪、建築等方面。他對工藝美術史及傢具,尤其是對明清傢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他註重長期的實踐考證,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迄今為止已寫出專著10餘部,論文90餘篇。
  今天是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日 他守護著舊京華最後的文化證據 在坎坷曲折的經歷中贏得人生意義的光榮 我們懷念老人的純樸博雅、寵辱不驚
  經歷上個世紀的一切沉浮
  訪朱家溍先生女兒朱傳榮
  王先生雖然已故去好幾年了,但我們還時時念及他筆下典雅的民俗文化、嚴謹的文物研究,更對他在“玩”中所蘊藉的學養和心性印象深刻。他平常的生活和工作情景是怎樣的?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訪問了王世襄好友朱家溍先生的女兒朱傳榮老師。
  從少年懵懂中警醒過來
  王家與朱家是世交。據朱傳榮老師介紹,王世襄先生的父親王繼曾與朱家溍先生的父親朱文鈞都是故宮博物院馬衡院長的好朋友,二人的母親金章和張憲祗關係也很親密,所以王世襄和朱家溍從小就認識。
  我曾讀過王世襄先生的一則軼事。是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一天,有一場球賽是他期盼已久的。比賽當天,王先生去現場買票,票賣完了,正在沒轍時,一眼看見賽場牆外有根電線桿,正好比場地圍牆高一點,想都沒想就爬了上去,在上面勉強找了個能坐的地方,就伸頭看起比賽來。沒想到地面上來了個熟人,是位老太太。王先生就跟老太太打了聲招呼。結果老太太聽到招呼聲,環顧四周愣是沒找到人,再一喊,她才發現王世襄居然坐在電線桿上呢!老太太樂不可支,當下就說:“你又跑這兒‘鬧’來啦?”有人說,這位老太太很可能就是朱家溍先生的母親。問起朱傳榮老師是不是這樣,她說:“確有這可能。因為王先生的母親中年就去世了,這之後,我的祖母對他特別關註,特別憐愛,是一種視如己出的感情。”關於兩位先生的母親金章女史和張憲祗女史,朱傳榮老師說:“她們都是在小時候受到家庭的熏陶和教育,才成為有知識有才藝、擅長琴棋書畫的女性,但大了之後仍是做家庭婦女,並不是職業畫家。”
  王世襄酷愛體育,這應該也是與他愛玩的性格一脈相承的。他與朱家溍同年生人,二人家境相近,甚至連愛玩這一點也很相似,但出格之處似乎更勝一籌。朱傳榮老師告訴我們:“當初唱戲占去了我父親很多的時間,而王先生呢?他則是花工夫在捉獾、養鷹之上。本來家裡人是送他去燕京大學學醫科的,但是預科結束之後,他的專科成績太差,原因就是他在燕京大學附近單住,有足夠的時間就傾心去玩了。幸好他的中文比較優秀,學校又允許轉系,這才得以完成學業。那時候大概顧隨先生教他們班的國文,曾深有感觸地說,這個班的國文程度普遍很好。其實原因是王世襄‘代替包辦’了這一班很多人的作業,才給顧隨先生這個錯誤的印象。”
  王世襄從“玩家”轉變為學者的道路上,有一個巨大的轉折,這就是母親“陶陶女史”金章的病逝。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青年王世襄的人生軌跡。王世襄自己在《中國畫論研究》的新序里說:“我自幼及壯,長期耽愛多種北京民間玩好。高中畢業後,父親期望我能成為醫生,命投考燕京大學醫預科。唯我生性不喜理科,錄取後竟愈加玩物喪志,業荒於嬉,以致多門課程不及格,而轉修語文。一九三九年春,慈母逝世。極端悲痛中深感不能再違背雙親教誨,繼續放任自己。是年秋,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從此摒棄一切玩好,專心學業。”朱傳榮老師也認為這個打擊才讓王先生從少年懵懂中警醒過來——“從此督促他的那個人不在了,之後要怎麼辦才好?這個時候起,他才開始塌下心來讀書,研究中國古代繪畫。對古代繪畫去下深和廣的工夫,與此有關,也由此開始。”
  一位慧眼識英才的賢者出現
  因為研究中國古代繪畫,王世襄後來又認識了自己的夫人袁荃猷。那個時候,袁荃猷在燕京大學的畢業論文也想做關於中國古代美術史的題目。因為沒有合適的指導者,系主任介紹她去請教王世襄,說這正是王世襄的研究範圍,他懂得比較多,你請他去指導吧!這樣才認識。後來關係慢慢深入,這才成為終身的伴侶。
  抗戰時期,王世襄離開了淪陷的北京去了內地,朱家溍也去了大後方。朱傳榮老師說:“他們二人的上一輩就跟馬衡院長有很好的交情,去故宮工作也是他們青年時期共同的願望。但在後方的時候,故宮所有的文物都被收了起來,不能展出,更談不上研究。王先生若去故宮,只有‘事務性工作’可做,他覺得沒什麼意思,所以就到了營造學社。”
  抗戰結束後,王世襄和朱家溍在故宮逐漸成為馬衡院長的得力助手。可是,“50年代,他們在同一天的全院大會上分別押上了大卡車,先後在白雲觀、東嶽廟兩處公安學校被拘留,審查並不存在的貪污以及歷史問題。當時在拘留所里不叫名字,點名的時候都用數字編號。拘留時的編號,王先生是38號,我父親是56號。點名時他們互相聽到了對方的聲音,才知道‘原來他也進來了’”。
  釋放之後,王世襄和朱家溍只能重新就業。但這時卻有一位慧眼識英才的賢者出現了,他就是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吳仲超。對於吳仲超院長,朱傳榮老師的評價很高:“吳仲超院長一直在努力創造條件讓王先生和我父親回故宮工作,所以我父親很快就回到了故宮。但王先生當時已經去了音樂研究所。當時音樂研究所的研究者,通音律的雖然不少,但兼顧古文獻研究這個學術背景的學者就很少了。王先生二者皆通,是個特例,所以所方希望他利用特長,多整理一些音樂古文獻出來。王先生也覺得,別的地方不要我,現在人家要了我了,又有這樣一項工作交代給我做,所以儘管故宮博物院希望他回去,也不好意思撇下自己手裡的活。後來王先生在音樂研究所的工作完成後,又去了文博所,仍然是搞古文獻方面的研究。”
  儘管沒能再把王世襄調回故宮博物院,但吳仲超院長仍將他聘為故宮博物院歷代藝術專門委員和文物修複委員會委員。到了三年困難時期,全民忍飢挨餓的時候,國家對知識分子曾有過相應的配給傾斜政策,從副食上給予他們補助。但是發放副食票證卻是有指標的,文物局下設的研究所里沒有富餘的副食補貼名額。據朱傳榮老師說,吳仲超院長因為愛惜王世襄這個人才,特意從故宮調了一個副食補貼的名額給王世襄。確如王世襄晚年所記述的那樣,吳仲超院長是新中國成立後若干年中故宮院長中水平最高,真正懂得並熱愛文物專業,又知道需要用什麼樣人才的一位好領導。
  秉承人間飲食最本質的東西
  王世襄自己還曾這麼回憶他跟朱家溍之間的友情:“在我一生中,包括故宮除名後到音樂和文物研究所工作期間,少則一周,多則旬餘,不是我去看季黃,便是他來看我,所謂物以類聚是也。”(《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就連“文革”期間,二人也能在湖北咸寧幹校相聚。所以,對於彼此生活上、工作上、學術上的進展都是非常熟悉、互相幫助、隨時交流的——“上個世紀的一切沉浮,他們都經歷了,他們是性情投合的好朋友。”
  只是有一點可為王世襄和朱家溍二位先生感到惋惜的,那就是他們這一代人一生中的好年華大致都消磨在戰亂或動亂之中了。“亂中取靜不是容易做到的,尤其是有些專業性強的研究,如果不能展開正常的業務工作的話,簡直就不可能了。”雖說如此,王先生還是留下了《明式傢具研究》、《髹飾錄解說》、《錦灰堆》這樣的可傳後世的研究著作,他雖然本性愛玩,但伏案工作起來絕對是一絲不苟。根據朱傳榮老師的意見,王先生的學術積累其實不是從“學院派”的路子上來的:“比如說他關於中國畫的積累,那是因為他的母親、舅舅都是畫家,而且都同時具有非常高的藝術見解,這些對他都有很好的潛移默化作用。王先生在學術積累上的用功有一個法子:比如某一本著作比較重要,但一時可能買不到最好的版本,如果可以借到,他就借來抄過一遍,所以他自己有很多自抄的藝術類或者是藝術史的論著。雖說一時半會兒、一年半載的抄錄寫字,這個過程可能不會突然見效,但是持之以恆地去下笨工夫,自然是會得益的。因為抄錄文獻一定會留下比你看一遍、查一次不知道會深多少倍的印象。更何況王先生的天賦是非常之好的呢?”這真是聰明人下笨工夫,做學問有大成就的好例子了。
  末了我還問了朱傳榮老師一個問題:大家都說王世襄先生長於烹飪,做菜做飯好吃,到底是怎麼個好吃法呢?朱傳榮老師回答說:其實沒有特別神奇的地方。王先生做菜,一是主張適當的食材用適當的做法,再就是主張每個季節都該做“應時按景”的菜,他只是要秉承人間飲食最本質的東西,如此而已。
  一種令人感動的回歸
  ◎趙珩(口述)
  我第一次去暢老(王世襄號暢安——編者註)那個芳嘉園是1984年,我那時候是以一個小編輯的身份向他約稿。他是在上房東邊的一個小廚房裡面接待我的。談話之中偶然談及我的家世,他突然冒出一句,他說,我聽說您家老太太在50年代末曾買了幾件東西,其中有一件明代的城門櫃。我非常奇怪50年代的事他居然那麼清楚,我說,柜子現在還在。大概1個月之後早上6點半,我還在睡覺,就聽見有人敲門,一開門就是王世襄先生,穿著一個圓領背心,拎著一個籃子。我都很奇怪他怎麼找到我家的地址,他來了就是看這件城門櫃,他掏出了一個照相機,是國產的單鏡頭的,前後左右地把這個照了。
  暢老他們深厚的文化積澱和涵養始終沒有變,尤其在過去大的社會背景下他們的這些東西都不是所謂真正的學問,不被得到承認,可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暢老被那麼多人所認同。不是他們變了,而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認同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暢老的很多學問確實是別人所不能,別人所不及,別人所不為。那時我經常去暢老那兒聊天,我們聊得挺高興的,有時恰恰有人插了一杠子,比如說從河北來的農民,他們要請教什麼我不清楚,他們聊的我完全不懂,但是暢老就把我完全忘記了,我也不好意思告辭。我看到暢老整個眼睛在放光,那個時候不是一個80多歲的老人,而變成了十幾歲的少年,回到當年燕京西院去捉獾的時候。這個非常讓我感動,一個老人能夠返回他十五六歲的青少年時代,我覺得真是一種回歸,一種令人感動的回歸。
  暢老在1953年的結是一個死結,他跟我說了多少次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每次說到這個時候他的情緒和他跟河北農民聊天時候的感覺完全是兩回事。他們的晚年達到了一種爐火純青的境界,已經做到了寵辱不驚。他們保持他們的尊嚴和他們的人品,沒有因為他們經歷的變化而有任何的變遷,他們始終在守著自己做人的底線。同時他們做事情的認真令人難忘。
  老派學者的幸福:延續器物文化的命脈
  王世襄先生的朋友遍天下。因為他愛好廣泛,又為人謙恭,跟三教九流打過交道,與各行各業的朋友都能談得來。在王世襄先生晚年與他熟識的也有一些忘年交的小輩,現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王風老師就是其中之一。他因為古琴與王世襄先生結識,之後十餘年間與王先生成了熟悉的朋友,親炙良久。我們特別向王風老師提了幾個問題,請他談談他心目中王世襄先生的風範。
  問:王世襄先生久居北京,大家不大知道他是福州人。您與他是同鄉,您覺得家鄉在王先生的生活中留下了怎樣的痕�
  王風:王先生祖籍閩侯,但出生在北京,所以小名“長安”。他後來取同音自號“暢安”,又署“鬯安”,只是前一個字平聲變仄聲。現在很多介紹說他“字”暢安,其實是錯的,應該是“號”。我在一篇文章里寫到他的夫人袁荃猷先生稱呼他“長安”,編輯覺得肯定是筆誤,沒問我就自以為很有把握地改為了“暢安”。
  近代福州人才鼎盛,很多人到北京做官,王先生父祖兩代,有很大的同鄉圈子。但到王先生這一代,尤其他喜歡的那些東西,已經跟福州沒有多大關係,方言更是一點不會了。如果一定要說,就我的瞭解,飲食上可能有一點。王先生是美食家,但主要還是北京菜,其實嚴格說是魯菜,辣的就完全不行。但在他父親交往的同鄉圈子,小時也接觸閩菜。近二十年前有一次聊天,他慨嘆想做糟魚,但找不到好糟。後來我放假回鄉,正好一位親戚釀了十幾年的米酒開壇,我就給他帶了十幾斤來。糟類菜是福州菜中很大的一宗,因此我才知道他有時好這一口。
  問:很多人評價王世襄先生是個“大玩家”,還有人認為中國再也出不了王先生這樣的奇人了,對這兩點您怎麼看?
  王風:王先生其實很不喜歡“玩家”這個頭銜,確實也不能這麼看。他所喜歡的在中國文化中屬於“博物”傳統,有很長的歷史。要說“玩”,是“玩”其中的學問,本質上是對美的愛。前半生他在享受其中的美,探究其中的學。到後半生,這些東西要“絕”了,他就拼命著述,努力搶救,為的是這些美好的文化別“絕”了。這是他自覺負起的大使命,他也確實是一座獨一無二的橋梁,延續了這些器物文化的命脈。至於“奇人”,大多是因為不瞭解而給予他這樣的評價。現在傳統毀得厲害,元氣未復,所以動不動就將一些老人標為“最後一個”。如果“再也出不了”,那王先生晚年的奮鬥還有什麼意義?所以從他那兒受教的人,有能力的人多用心,並像王先生那樣傳之後人,那麼就有恢復盛大的一天。
  問:跟同時代的研究者相比,王世襄先生在著述上實在是頗為高產。您如何看待他的學術工作?
  王風:這與工作性質和工作習慣有關係,做得少的未必就差。王先生早時候從事《髹飾錄解說》,是業餘自己做的。我覺得他的學術模式和方法是通過這本書奠定的,花了很多的時間。退休後,從傢具開始,寫得那麼多那麼快,因為模式和方法已經有了,積累又厚,身體精力也不錯,所以成果這樣宏富。我曾經跟他說,他想寫的基本都完成了,作為一位學者還是很幸福的,沒什麼遺憾。
  問:王世襄先生的收藏,晚年大部分通過拍賣迴流到了社會。對此我們應當如何理解?
  王風:相對於藝術品來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千百年的器物,不知過了多少人的手,就這麼幾十年在你這兒,其實也是緣分。王先生的收藏,是從民間一件件淘來,讓它們聚在一起。如今又散回社會,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事情。而且經過他的手,以他的權威,這些器物不管在誰手裡,都會加倍珍惜,因此也是很好的保護和傳承。
  問:在您看來,王世襄先生與袁荃猷先生夫妻倆的生活狀態是如何的?
  王風:他們應該算是神仙眷屬,互相理解珍愛,共同承擔患難,儘管有很多災禍,但也是很幸福的。王先生這麼多收藏,又好美食,世人以為他很有錢,其實他雖出身書香門第,但絕不是富家子弟。藏品靠的是眼光、勤跑、肯受累,人棄我取,這麼得來的。他們沒有一丁點兒奢侈。我去他們那兒,與王先生對坐聊天,袁先生經常在旁邊一邊縫補一邊插話。現在還有幾個人衣服破了縫縫補補又一年,又把寄來的書籍、包裝紙和捆扎的繩子收拾得整整齊齊放著備用呢?年輕人已經很少有這樣的習慣了。但實在地說,節儉就是環保,這種老派總會慢慢重新成為時新的。
  本版採寫/宋希於
  本版題簽/朱守道(中央國家機關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央文史館書畫院研究員)  (原標題:紀念王世襄先生百年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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